『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周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周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于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沖突。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異煙肼毒狗事件以及電影《小偷家族》。
上周，一篇題為《遛狗要拴繩，異煙肼倒逼中國養狗文明進步》的文章讓城市養狗問題再次成為輿論焦點。在這篇文章里，作者科普了一種名叫“異煙肼”的抗結核藥物，聲稱它對人體有益無害，但對犬類卻有致命毒性，只需將少量異煙肼藏在香腸里投放在小區和城市公共空間，就可以對遛狗不拴繩的“狗主人”形成一種“核威懾”。事實上，在這篇文章發表之前，北京就陸續曝出了幾起寵物犬誤食異煙肼死亡的事件。一些因養狗不文明現象而深受其擾的城市居民，似乎終于找到了一個“解決問題”、發泄怨氣的***。
在中國的城市，飼養寵物犬的現象越來越普遍，然而相關的城市治理法律法規卻明顯滯后，并且在具體細節層面缺乏可操作性，這也導致了部分狗主人存在僥幸和從眾心理，拴繩、撿屎等老生常談的問題一直得不到有效解決。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城市居民便發起了這種極端的“私力救濟”。且不論異煙肼對人體健康和公共空間的安全是否構成威脅，也不論毒殺寵物犬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權——這兩點幾乎是所有反對者立論的出發點——這種“私刑”最大的問題難道不是在于：它實際懲罰的，是完全無辜的動物嗎？狗主人即便再傷心悔恨，也只是連帶效應。與遛狗不拴繩相比，以這樣極端殘忍的手段對待動物，難道不是更加不文明的行為嗎？
八月，是枝裕和斬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作品《小偷家族》正式登陸中國院線。影片講述了一個沒有血緣的家族的故事，其家族成員都是社會的邊緣人物，生活在貧困和顛沛流離之中，曾經在一個屋檐下相互取暖，又因為許多無奈而各奔東西。故事有強烈的現實指涉，導演是枝裕和也承襲了日本左翼電影人關注、批判現實的脈絡，在全球的貧困問題越來越突出的今天，另類的家庭模式也正在挑戰著靠血緣、婚姻和財產維系的傳統家庭秩序，從這點上看，《小偷家族》不應該用我們在傳統家庭中寄寓的那種“愛”、“溫情”和“治愈”來理解，從它在中國上映期間收獲的觀眾反饋來看，東亞儒家語境下，這樣表面溫和隱忍、娓娓道來的批判電影，似乎注定要面臨一種認知的錯位。
異煙肼毒狗
法律缺位時，私力救濟的邊界在哪里？
近日，城市養狗問題再次成為了輿論熱議的焦點。8月6日，北京的鄭女士在世紀壇附近的一片綠地遛狗時，愛犬突然抽搐倒地，送醫后搶救無效死亡。鄭女士后來了解到，附近小區另有兩只狗也在前后三日內相繼死亡，其中一只狗死前的嘔吐物中有“被挖空的香腸”。
8月8日，微信公眾號“紫竹張先生”發表了一篇題為《遛狗要拴繩，異煙肼倒逼中國養狗文明進步》的文章，引發了大量轉載和討論。在文中，作者首先解釋了異煙肼是什么——它是一種抗結核病的藥物，對人類有益無害，但對犬類具有極強的毒殺作用，按0.15g/kg投藥，90分鐘內犬類必死。據作者介紹，俄羅斯當局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用異煙肼大規模毒殺流浪犬，這種方式成本很低且收效顯著。
作者接下來指出，狂犬疫苗造假的事件再次激化了中國的人狗矛盾，但他認為，在中國，“惡犬的數量明顯多于惡人，守法公民權利被侵犯的案件數量也遠遠多于守法寵物權利被侵犯的案件數量”，并且，“中國大城市的居民大多很討厭不拴繩的寵物狗”。于是，當一些人通過互聯網得知了俄羅斯使用異煙肼毒殺流浪犬的***之后，北京已經出現了多起有意撒播含有異煙肼的餌料毒殺不拴繩寵物犬的事件。
作者認為，這種所謂“毒狗倒逼拴繩”的做法效果顯著，遛狗拴繩這一最基本的公德在中國過去幾十年爆發了無數次沖突的情況下都沒有實現，如今在異煙肼的“核威懾”之下，居然奇跡般地實現了。“異煙肼給了小區里不養狗的人一件犀利的武器，讓他們和狗主人之間的斗爭攻守之勢發生了逆轉”。而至于毒殺寵物犬是否違法的問題，作者則認為，“法律對此無能為力”，就好像不拴繩的寵物犬傷了人法律也無能為力一樣，換言之，在作者看來，狗主人和毒狗的人只是在法律管轄的范圍之外通過以暴制暴的方式打了個平手，如果能趁機倒逼文明養狗，還是一樁好事。
遛狗不牽繩的問題在中國城市里一直得不到有效解決
“新京報評論”發表了題為《用異煙肼毒狗無法倒逼養狗文明進步》的文章，逐一反駁了“紫竹張先生”的觀點，文章認為，許多人激賞毒狗行為，是因為沒有意識到其中的法律風險和可能造成的安全隱患。首先，異煙肼并非如“紫竹張先生”所言，對人體完全無害。在世界衛生組織于2017年1月公布的致癌物清單中，異煙肼赫然在列，此外，服用異煙肼還可能造成過敏反應和副作用，因此它一直被當做處方藥使用，有嚴格的使用門檻。
其次，對于投放含有異煙肼的餌料這種行為，法律并非無能為力。《刑法》中有“投放危險物質罪”，而投放危害“牲畜、禽類、水產養殖物安全的危險物質”情節嚴重的，也可以入刑。
文章指出，將含有致癌物、可能產生過敏反應的處方藥夾雜食物在公共區域隨意投放，其潛在危險不言而喻，比投毒更溫和并不意味著它完全合法合理，如果小孩誤食，后果同樣不堪設想。而在安全考量之外，傷害作為私產的寵物犬，也存在侵害他人財產權的法律風險。
至于異煙肼毒狗能否倒逼養狗文明進步的問題，文章指出，用異煙肼毒狗本身就談不上文明，甚至很野蠻，以此來倒逼養狗文明進步，本身就是一件很諷刺的事情。犬只管理是一個公共議題，有專門對口的管理部門，只是在現實中，犬只管理制度虛置，加上執法不嚴，導致矛盾激化，民間才會出現這類私力反制的手段。但私力救濟應以法律為限，不能威脅公共安全或損害他人財物，否則不但不能解決城市養狗問題，還會將犬只管理推向更加難以收拾的局面。
摻有異煙肼的香腸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專欄作家劉遠舉在為“騰訊大家”撰寫的評論中則認為，異煙肼毒狗是正義旗號下的殺戮游戲。劉舉遠指出，在法治不完善的情況下，私力救濟必不可少，甚至是推動法治進步的一個動力，但私力救濟手段的程度和范圍，則必須有一個限度，私刑的正義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是“同等規格的報復”，一旦越過這個界限，就談不上正義了。
劉遠舉認為，異煙肼毒狗顯然已經超過了正義的限度。首先，如果狗對人的威脅是急迫的，例如狗已經撲上來了或者正在咬人，那么任何手段都是合法、合理的；然而遛狗不牽繩造成的危險并不是急迫的，而是潛在的、概率的。同時，很多狗主人把狗當成家庭成員，甚至親昵地稱之為孩子，他們從狗身上獲取的，是最基本的情感慰藉，因此，狗被奪走生命給這些家庭帶來的痛苦，顯然超過了不牽繩遛狗的過失所應該承擔的責任和懲罰。更何況，狗撿食地上的東西，只需短短數秒，即便有主人牽著，也仍然無法杜絕吞下毒餌的可能性。
在劉遠舉看來，當私力救濟的程度過當，范圍也牽連無辜的時候，它必將喪失其正當性。這時，私力救濟背后顯露的就是對弱者的殘忍與冷酷。投毒者在暗處，狗主人和狗在明處，這時二者之間的強弱對比顯然發生了反轉。正是憑借著這種強勢地位，投毒者才變得更加殘忍，手段也顯得更加極端化。那么這些以維護規則的名義涉嫌犯罪的人，到底是為了捍衛正義，還是為了釋放一種殘忍的快意呢？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面對類似不文明養狗的問題，本應是公民組織起來，尋求有關部門解決，或者如一些西方國家一樣，設立一些可以放開遛狗的公共空間。但我們的現實卻是，面對制度性問題，人們不去尋求集體行動的可能性，而是通過互聯網匿名傳遞仇恨情緒、集結戾氣，最終選擇訴諸叢林法則，引發一場霍布斯筆下“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更令人憂慮的是，一些自媒體為了賺取流量，不惜放大這種戾氣，誘導甚至煽動網友，被煽動的人可能因為毒狗而獲刑。這些自媒體收割了流量，卻不需為其言論承擔責任。
《小偷家族》
愛是要有所附麗的，但它未必就是血緣
獲得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日本電影《小偷家族》日前在中國上映，這部由是枝裕和導演的藝術電影在中國已經獲得了八千多萬的票房，算是不錯的商業成績。同時，導演對現實的關注和悲憫以及影片涉及的“非傳統家庭”主題，也在觀眾和影評人中間引發了許多討論。
《小偷家族》中國版海報
在微信公眾號“海螺社區”發表的評論中，作者王雨童首先談到了《小偷家族》一波三折的劇情以及導演對影片節奏的出色把控。影片以一對“父子”在超市盜竊的情節開場，兩人收工回家途中，看到一個在室外空間挨餓受凍的小女孩，并把她領回了家。于是觀眾跟著小女孩一起進入了“小偷家族”的居所：家里逼仄頹敗，奶奶剪下來的腳指甲灑落一地，媽媽抱怨洗發水用完了，男孩固執地想在壁櫥里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空間——看上去是一個標準的底層家庭，擁擠、骯臟卻充滿溫情。
但隨著劇情的推進，觀眾發現這家人越來越不對勁，奶奶面對公職人員時堅稱“只有我一個人住”，女兒亞紀同其他家庭成員也十分疏離，觀眾逐漸明白，原來這是毫無血緣關系的一家人，導演也適時地祭出“聯結在一起的不是血緣，是感情”這類金句。然而，反轉隨即而至，奶奶去世了，一家人冷靜、簡便地埋葬了老人，并因發現了奶奶在牙具盒里藏的私房錢而興奮不已，建構在溫情幫扶上的“親情”迅速消弭。隨后國家機器介入，觀眾發現，比大難臨頭各自飛更冰冷的是主流社會高高在上的審判地位，在主流社會眼中，不符合規范的感情就不是感情，正是在這樣的對比之下，觀眾又得以重新認可“小偷家族”。
“小偷家族”中的親情
王雨童指出，“非傳統家庭”題材近年來在戛納電影節上獲得了許多關注，多到讓人必須正視它作為一種社會現實的普遍性。在“東亞美學”的皮囊下，是枝裕和的演說方式更溫和、更隱蔽，但并未因此失去效力。家庭既是社會化教育的開端，是規訓之始，同時也必然是反抗之先。1991年，女性主義理論家凱斯·韋斯頓提出了“選擇的家庭”理論，即一種不由血緣，而是由興趣、性向、教育等其他因素自由組建的流動家庭，早在上世紀70年代，非婚同居、酷兒家庭、公社家庭等另類家庭模式已經開始探索“家”在血緣之外的維系可能，與各路保守主義者對重建家庭倫理、維護家庭秩序的呼吁相反，多樣化的家庭模式有著左翼激進的歷史脈絡。《小偷家族》也通過一種沉默隱忍的方式提出了類似的宣言：愛是要有所附麗的，但它未必就是血緣；金錢是極為重要的，但它未必控制了一切。
王雨童還談到，盡管影評人拼命吶喊“這不是一部溫暖的治愈片”，但“眼淚”、“愛”、“治愈”等字眼仍然淹沒了《小偷家族》的評論區。王雨童認為，觀眾的這種解讀本身就非常有趣，在世界整體向想象界坍塌的今天，迫近的實在界每天帶給人們強烈的無力感，已經讓一種迷夢的沉浸成為剛需。
“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的評論則將《小偷家族》置于日本左翼電影的脈絡中進行分析。作者宋***指出，作為在日本盛行已久的電影類型，家庭情節劇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小市民電影”的名義出現之后，一直備受歡迎，并始終反映著時代的變遷。在美據時期，為了響應戰后民主主義，出現了很多抗爭家庭、追求自由戀愛的作品；到了1970年代的經濟高速發展期，則涌現出反映市民階層的家族經營和權貴階層的腐朽生活與金權政治的一系列作品；此后的經濟泡沫破裂和金融危機令日本人開始思考家庭的解體與重建，在東亞儒家社會根深蒂固的家國關系上，家庭情節劇始終是見微知著的有效窗口。
導演是枝裕和
如果沿著現實主義的譜系來看，從三十年代的“傾向映畫”，到以黑澤明《我對青春無悔》為代表的頌揚民主主義的電影，以及后來今井正、小林正樹、山本薩夫等對工人階級、戰爭責任等問題的關注，左派電影人始終有自己的堅持，而在《小偷家族》中，通過一系列底層群像，是枝裕和想要去質詢的是造成這一超越血緣的“共同體”背后，日本社會的深層結構問題。宋***認為，身處當今影壇一派置身事外、專注自我小世界的風潮之下，是枝裕和電影繼承的不僅是對家庭生活的細膩描摹，并且多少延續著左翼關注現實的傳統。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張之琪，編輯：朱潔樹、張之琪，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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